感谢师恩：那一年 那些事

1980年夏，我们24名同学，组成高二（5）班，开始复习，准备迎考。班主任姓周，名木岚，教我们历史，颇有教育经验。或许因为名字与“木兰”同音，她性格爽朗，嗓音清亮，教书、育人都很严格，也很有办法。

这个班12名男同学、12名女同学，来自高一年级4个班，共同志愿是报考文科。这样的选择还是要有点勇气的。此外，当时的高中实行两年制，从复习迎考到参加高考，只有不到一年时间，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

新学年开学后，周老师首先教我们的是，怎样安排各门功课的学习时间，怎样交叉安排阅读背诵与书写计算时间，怎样学会分类归纳、联想记忆、拾遗补缺，让我们在学会学习中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她还时常给我们讲愚公移山、凿壁偷光、悬梁刺股，也讲大雪压青松、困难是纸老虎、积跬步以至千里等等，激励我们在刻苦学习中对未来充满期待。

讲台上的周老师是严肃认真的，她明亮的双眸散发出坚定、热情的光芒。无论是讲解历史事实、评价历史人物，还是分析历史背景、总结历史意义，或是进行中外历史比较，总是清晰而又有条理地把内容和方法传授给我们，有时也不乏幽默风趣。她的板书工整而漂亮，要求我们任何时候都要书写正确、清楚。

讲台下的周老师是可亲可爱的，女老师特有的细心和充满母爱的严格，许多同学至今难以忘怀。有位同学还记得，当时她的英语、语文都不错，但是地理总是拖后腿。为了补上她的短板，周老师就要求她晚自习必须接受地理课专门辅导，课后还亲自送她回家，直到有了明显改观。还有，那“可怕”的家访，一对一的谈心，春风拂面似的赞扬，不留情面的批评，甚至没完没了的唠叨，都已成为我们高中生活的集体记忆和永远的话题。

还有，语文陈玲老师，她风格儒雅，话语清新，普通话很标准。至今还能记得：朗读课文时，每到精彩处或有心得时，总是把头向上扬起、扬起，祖国语言文字的深邃美好在抑扬顿挫中尽显淋漓；数学刘行义老师，外表清瘦，不苟言笑，讲课逻辑严密，枯燥的公式、定理在丝丝入扣的演算、推理中鲜活起来、生动起来；地理陆和卿老师，带有明显江南口音的课，上得生动有趣，特别是在纠正填图错误时，还不忘幽默几句我们移山倒海的本领；政治余慈培老师，让我们死记硬背许多，“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运动的、运动是有规律的”等等，当时不明所以，今天却很受益；体育课易安淮老师，只有二十多岁，像个大姐姐，热情健康，充满活力。

那时的文科班中，为报考英语专业的同学，还设有一个英语小班，老师叫袁以俊，他满头白发、学养深厚，不仅课上得好，而且很有风度。教文科大班英语的是王开贵老师，他个性鲜明，心慈面严，课堂上例句总是让我们印象深刻，如“我一离开合肥，就背叛了自己的朋友”等等，而课间休息时又经常和学生们说笑玩耍在一起，仿佛父子兄弟……

那一年，学习是紧张的，但是，生活是丰富的，也是多彩的。课余时间里，篮球、排球、跑步、唱歌我们样样不落，学校秋季运动会我们也踊跃参加，有的同学还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当然，也常有乐不思蜀的时候。一天下午，体育课后，天色渐暗，几位男生余兴未消，依旧在球场上大呼小叫、兴高采烈，这时，走过来一位身材不高、面容严肃的老师，把球一收，转尔一笑温和地说道：“什么时间哪，你的父母在家可能也等急了吧！快回去，玩要有个度。”大家一看，是班主任周老师，于是一哄而散，狼狈逃窜。

现在想来，老师对我们的关爱是全方位的，学校对我们的培养也是全面的。出勤听课、早操值日、班会校会和校纪校规等等，从未因为要参加高考而有例外，经常训导的是作为毕业班的学兄、学姐更应带头和模范遵守。那一年，我们的班级活动也搞得有声有色。每当思想产生困惑时，或学习碰到困难时，或情绪出现波动时，总有班委会、团支部和团结向上的全体同学出现在身旁，其实站在背后的是弯下身子与我们讲话的老师，是润物细无声的理解与赏识。

1981年的高考，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也为母校赢得了社会赞誉。但是，大家记忆最深的还是两件事：一是课间加餐。每天上午和下午，学校为我们配送点心，吃过的好像有：狮子头、麻圆、发糕、面包、烤鸭店的烧饼，还有豆浆、绿豆汤等等。那个时候，大多数家庭的经济都不宽裕，为了确保同学们的营养，学校筹措专门经费，实行学校和学生家庭各负担一半，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全免。二是那年夏天的天气特别炎热，还有那年考场格外的凉爽。考场中意外出现的冰块，融化了大家的不安和紧张，这在没有空调的年代，简直就是一种“奢侈”，也让其他学校的考生羡慕不已。后来才得知，为了这些冰块，学校的领导老师凌晨出发，用板车、靠人力，从十几里外的冷库运来，再用大铁锤一块一块地砸碎，送到每个考场。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2014年，母校60年华诞。当年的懵懂少年，如今已两鬓灰暗，年过半百。聚在一起，回忆那一年、那些事，汇成一句话：老师的教诲之恩，母校的关怀关爱，我们终生难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