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2月26日电 (记者 刘育英)在4G正式商用一周年之际，有关中国自主知识产权3G标准TD-SCDMA的讨论却在升温。其争议的焦点主要在于，中国是否应在成熟的3G国际标准(欧洲企业主导的WCDMA和北美企业主导的CDMA2000)之外，另起炉灶，打造一套全新的标准。
财新杂志在此轮论战中首先刊发《TD式创新》系列封面文章，认为TD-SCDMA网络有可能成为最短命3G网，2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打水漂。此后，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阚凯力发文称，TD-SCDMA创新以失败告终。
不过，力挺TD-SCDMA的文章也相继刊出，指如果没有TD-SCDMA，就不会有国内通信企业的崛起。
中国TD产业联盟秘书长杨骅近日接受小范围记者采访。自2002年TD-SCDMA产业联盟(后改为TD联盟)成立，杨骅便担任秘书长至今，成为TD产业的参与者和亲历者。杨骅指出，TD-SCDMA的出现，改写了全球通信产业的格局。
杨骅表示，TD-SCDMA并不是如质疑文章所言，是当初西门子提出，但在欧洲标准组织败给WCDMA的标准。
杨骅介绍，1998年1月，距离ITU(国际电信联盟)要求提交3G技术提案只有几周的时候，当时的邮电部与科技部组织业界专家就中国3G发展战略进行讨论(香山会议)，确定向ITU提交TD-SCDMA标准。
该技术是在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大唐电信)拥有的SCDMA技术基础上，根据3G需求提出的技术标准。它利用的是TDD频段，而WCDMA和CDMA2000利用的都是FDD频段。
尽管与会专家对中国是否提出国际标准意见并不统一，但许多专家认为，这是在技术上摆脱外国控制的一个机遇，尽管不一定能成，但也会积累一些国际交流经验。
到1998年底和1999年初，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对国外电信设备公司进行了一轮走访。发现当时西门子有一个团队正在研发TD-CDMA技术，它也是利用TDD频段。与TD-SCDMA不同的是，西门子的技术不能单独组网，只是作为WCDMA标准的补充，进行热点覆盖。
由于双方的技术存在共性，促成了大唐电信和西门子在2001年11月份的合作。“我们是先提出了标准，之后才有了和西门子的合作，并不是西门子不要的技术我们买过来”，杨骅表示。
杨骅表示，TD-SCDMA的核心技术包括智能天线、上行同步、接力切换、联合检测等，其中前三项都是由中方提出的，联合检测则是由西门子做出很大贡献。
针对TD-SCDMA究竟有多少专利，此前已引起很多关注。在针对TD-SCDMA的质疑中，提出中国企业的专利占比为20%，其中大唐的占比为7.3%。不过，杨骅认为这并没有事实依据。
杨骅坦言，作为TD联盟秘书长，TD-SCDMA产业发展初期，自己对中国企业掌握多少核心专利也心里没底。
2005年，TD产业联盟组织3G专家及企业人员展开评估。经评估，在无线网部分(即接入网部分)，中国企业拥有70%以上的核心专利和重要专利。杨骅对此也感到非常振奋。
这次评估最后形成了内部报告，但没有向外公布。值得注意的是，专利给中国企业带来好处。中国几百家生产TD-SCDMA手机的企业，避开了交给高通5%的专利费。
2009年初，金融危机蔓延之时，中国发放了3G牌照。迄今，中国移动共建设了50万个TD-SCDMA基站。中国移动的投入主要为主设备，其他部分设备无论是2G、3G，还是4G，都可以共用。
对TD-SCDMA的质疑援引日本野村证券的数据称，仅网络建设，中国移动在这张TD-SCDMA网络上耗资超过1880亿元(人民币，下同)。
对此，杨骅说，在基站建设时，主设备招标以载波为单位。根据TD产业联盟跟踪统计，中国移动至今共投资采购了415万个TD-SCDMA载波。每载波单价在1万至1.2万元之间，投资总额应该不难得出。
质疑称，随着中国移动4G的快速发展，将停止在TD-SCDMA上的投资，这意味着这张建成刚5年的网络，“有可能成为最短命的网络”。
杨骅表示，至目前，中国移动仍有大约2.5亿TD-SCDMA用户，需继续为他们提供服务。此外，TD-SCDMA网到11月份还承载着中国移动25%的网络流量。这张网不会很快退出市场，投资“打水漂”的说法并不符合事实。
“如果没有TD-SCDMA，就不会有全球通信产业的格局”，杨骅表示，如果不是中国下定决心上马TD-SCDMA，中国企业没有机会切入通信产业。
杨骅回忆起在2G时代，中国运营商采购的GSM设备“七国八制”。中兴华为在新世纪初研发出GSM基站，但通信市场的特点是先入为主，中兴华为没有机会进入国内运营商市场，也没有条件展开测试。在当时邮电部的干预下，仅在三个偏远城市展开测试。
到了3G时代，中国下决心改变这一现状。
杨骅介绍，起初国际厂商并不看好这一标准，并不真心投入进行产业化研发。无奈之下，中国厂商只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白手起家。2002年成立的TD产业联盟游说产业链各个环节的企业参与，共同推动产业化。
到2013年，移动通信的产业链从零发展到成熟完善。生产系统设备的企业有6家，生产芯片的企业有4家，仪表企业9家，终端企业427家。而国内终端产业链厂家总数大约600家，TD-SCDMA企业数占比71%。
以手机芯片为例，杨骅说，中国发展TD-SCDMA之时，终端企业只有波导和TCL，以组装零件为主。为了突破终端芯片，官方设立终端产业化项目基金，国产手机芯片借以突围。目前，华为、展讯等都拥有了自己的手机芯片。
在中国移动第二批TD-SCDMA终端招标中，有了摩托罗拉、三星、LG等国际品牌的身影，这也代表了国际品牌对TD-SCDMA的认可，不过，国际品牌只占14%的份额。
杨骅还认为，发展TD-SCDMA的意义不仅在于培育了中国通信产业的产业链，而且在国际话语权方面首次有了突破。
中国在提出TD-SCDMA标准之际，其实面临两种选择，是继续跟随欧美厂商的WCDMA或CDMA2000，还是自己另起炉灶推TD-SCDMA。这也是中国很多领域的创新都面临同样的问题。
质疑TD-SCDMA的论据之一，TD-SCDMA只在中国使用，成为“孤岛”，并没有真正成为国际标准。但当时的客观情况是，TD-SCDMA的产业成熟度落后于另外两个标准，当中国2009年发放3G牌照时，已经错过了国际上大规模上马3G的机遇。这造成专利也失去意义。
但从当时国际通信产业格局考虑，杨骅认为，中国不得不上马TD-SCDMA，它的效果在4G时代得到彰显。
杨骅说，国际厂商由于3G时代的观望态度，丧失了在中国移动的份额。因此当中国提出TD-LTE(4G)标准时，国际厂商都投入巨资研发。
而中国此时也改变了策略：中国企业在某些技术上也做出了妥协，但是保留了TD成熟技术，如帧结构、智能天线等，因此有更广泛的国际厂商愿意跟进。
比3G时代更有利的是，中国在2013年12月发放了TD-LTE牌照，当时正处于全球4G商用早期。目前，全球有88张TD-LTE商用合同，其中华为、中兴拿下了80张，占据绝对的优势。在国内市场，华为中兴也占到30%以上的份额。为了让国际厂商更有积极性，这两家厂商甚至希望爱立信、诺西能够得到更多份额。
杨骅接受采访时认为，在中国有了一定的话语权但还没有主导权之时，还是应该走融入国际化的道路。
“但是你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看待TD-SCDMA”，杨骅表示，当时在遭受封锁的情况下，发展TD-SCDMA是中国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