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五年（1936），由山西文献委员会所编辑的《山右丛书初编》，经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组织山西学者校点后，即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笔者有幸参与了这一山西文化史上的的盛事——点校和审校工作，也就有幸体会到“先睹为快”之感。
《山右丛书》只有初编，这一“丛书”原来是要连续有续编、三编、四编……地编辑下去的，但由于日本全面侵华，在中华民族的危机时刻，这一工作只能中止。于今，山右历史文化研究院志在将这一文化建设的基础工程延续下去，不止是为了山西籍作家、诗人、学者的著述得以“广其传”，也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做一份贡献——“尧之域，舜之封，禹之邦”，山西的古籍乃是全中国历史载籍的重要组成部份。
《丛书》排除了山西籍历代大家广传于世的集子和一再出版的专门著作，所收多是“不见经传”者之作。然而其文化价值却堪“与大家同辉”。正如五色纷呈的大地，没有肥沃的土壤和广袤的植被，只有几株孤立的大树，仍然是荒凉的原野——大树也不可能生成。《山右丛书》所呈现的正是山西文化的土壤和植被。尤其是其中一些具有研究价值而一般读者很难见到的孤本、善本书，因为有了《山右丛书》本，而成为“人皆可见”的读物。但由于这部书是在“战乱伊始”匆忙排印的，“误、倒、乙、夺之处，比比焉”，更有古代书面语言的障碍，还不能做到“人人可读”，所以精细地“校点”就成为整理出版的要务，也作为我们继续编纂《丛书》续编、三编、四编……的一个“仪刑”。
下面仅就我之所见，略谈一点阅读这部丛书的粗浅感受。
历代官修史籍，由于受编史指导思想、前代档案和篇幅等限制，不可能完全准确，也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写一些细枝末节。于是后世各种史类的“札记”、“纠谬”、“商榷”等著作层出不穷。而历代笔记、诗文中所记作者亲历、亲闻的事实，便成为这类“札记”、“纠谬”之作的根据。正是那些“具象式”的记述，才具有更多的历史真实性，尤其可见特定历史条件下“人”的多层意蕴，也就并非简单的“一个历史事件”。
比如清·寿阳祁韵士的《西陲要略》，是他撰写《西陲总统事略》的同时，“爰就要者，考而录之，备存其略，凡四卷，并掇《闻见录》诸书中之可信者，证以所见，纂为二篇，附载书后。”凡四卷，卷一为疆域、山水、卡伦、军台。卷二为城堡、职官、兵额。卷三为驻兵、兴屯、训练、牧养。卷四为各部源流、习俗见闻。作者的考察，从汉代开始，中原政府就设置了有效的管理机构和管理制度，历经唐宋元明清，其机构和制度日益完善。本书并非一般的地理学著作，也非一般的历史地理著作，而是一部融地理（行政区划）沿革史、政治史、军事史、民族史、经济史、文化史等多学科于一炉的著作，尤其对新疆的领土区划、各民族对中原政府的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考察的源源本本。本书及同时期所著《藩部要略》（体例、格局略同《西陲要略》）发行后，引起海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尤其引起周边国家的注意，如日本史学家内滕虎次郎评价《藩部要略》：“质实、正确，事实上超过魏源《圣武记》、赵翼《皇朝武功记盛》、《东华录》等书。”沙皇时代的汉学家比楚林（俄国汉学的奠基人）于嘉庆十三年（1808），即把《西陲要略》译为俄文。我们特别注意到，当时的沙皇政府和俄国学术界并没有对这部代表中国政府意志的著作表示过任何不同意见，因为那是不可争议的事实。显然，本书对维护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维护新疆各民族的根本利益，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它以确凿无可争辩的事实证实：新疆在中国历朝历代中央政府有效管理统辖之下，有着漫长的两千多年的历史。
但是那些丰富的活生生的历史事实在正史中绝难找到，而正史中的一些有关记载，往往是只言片语。
又比如金末元初著名诗人（晋城人）李俊民有这样一首记事诗：
忆昔周室衰，周人咏《黍离》。君今饷我黍，为赋黍离诗。厥初?黍时，饭牛使牛肥。八月黍未获，胡儿驱牛归。胡儿不满欲，我民还买犊。今秋犊未大，又被胡儿逐。胡儿皆饱肉，我民食不足。食不足尚可，鬻子输官粟。（《母应之饷黍》《庄靖集》卷一）
黍是北方人喜欢吃的一种粘米（比小米粒大，黄色，辽东称“大黄米”），可做黏米饭（盖古所谓“黄粱”），亦可做粘糕。诗不长，通过母应之招待他吃黍米饭“这件事”，联想到历史和现实中的“两件事”，一是西周末东周初“周人咏《黍离》”，二是他自己亲见的现实，即作者的这首“黍离诗”中所言：“胡儿”把农民养的耕牛当作草原上的肉食牛强行赶走杀吃了。但是“胡儿”还要农民继续“买犊”养牛，然而去年买的小牛还没长大（牛一般要长三年，才能“上套”耕地或拉车负重），“胡儿”又赶走杀吃了。弄得农民没法耕地，常年处于饥饿之中，可是官府还要农民照样纳粮缴税，农民就只好卖儿卖女来完成国家的粮食税收。
从文化的层面看，我们看到了蒙元入主中原的很现实的政策：既要以传统的农耕为生的农民种地纳粮，还要农民接受草原民族以畜牧为生（养牛供肉）的异族文明。也就是说，蒙元政府（起码是山西省政府，或者说起码是晋城地区政府）想把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结合起来，企图迫使农民“一身二任”。从而造成了剧烈的文化冲突，也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这灾难是双方的，由于对农业的毁灭性的破坏，中原农民的灾难是立竿见影的；而来自草原文明的蒙元统治者及其臣民、士兵的灾难，也会逐渐地显现出来。一种文化是由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以及由生产方式决定的生活方式逐渐生成的，其演进之进程也既缓，其根底与成型也必固。企图在短期内以武力改变某种文化，那是徒劳的。
从表达情感即文学的角度讲，这首诗以“黍离”牵连其多重情感：既有现实的亡国之痛，也让人联想并进一步理解了历史上西周灭亡的“诗人”之哀（《诗经·王风·黍离》的传统主题），因此诗的感情也是深沉而厚重的，个人的，地域的，家国的，民族的，怀古的，伤今的……
从民俗（礼俗）的角度讲，在农村，招待亲属、朋友等重要的客人，须用农村最好吃的“黏黍”，至今在北方农村特别是在荒僻地区，此风犹存。尤其要搭配“鸡肉”为菜肴（请注意，不是杀牛宰羊，而是杀鸡）。从春秋时期的“杀鸡为黍”（《论语·微子》载荷莜丈人招待子路），到唐人的“故人具鸡黍”（孟浩然），我们可以想到，这风俗有多么遥远，那“习惯”有多么“固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