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问答

2014年11月初，在收到《褚时健：影响企业家的企业家》样书之后，本报记者随同该书编辑一同飞往云南，又辗转哀牢山，见到了在果园里忙碌的褚时健先生，并对褚时健进行了独家专访。

她对我进行了采访，还找了很多材料，后来小先又找了张赋宇，由他们两个人一起合作来写这本书。对于张赋宇，我也了解一些，虽然接触不多，但他是财经记者，对我在工厂（红塔集团）这一段能理解，别人只会说我这人胆子大，别的并不太了解，但张赋宇把我在玉溪卷烟厂这一段基本准确地总结了，我看了以后还是比较满意的。

小先知道的就很多了，我们整个家族发生的事情她都比较了解，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聊得也很多，反而和我自己的老伴，有时候我有些东西不想表达，我摘掉“右派帽子”到糖厂以后，她陪了我三年，我们聊得也不是那么多。她觉得我不了解她的心意。

但是小先很早就和我、和我的老伴有过接触，她在90年代初期采访过我，也采访过我老伴，所以在决定由她来主导写我的传记的时候，我们两个人都觉得非常合适。

除了本土出的一本关于我的、完全是资料拼凑的书以外，之前在香港也出了一本写我的书，那本书里写的虚夸的东西太多，不实际。

我希望写我的书，就像我在序言里写的那样，不要讲故事、不要编，实实在在的，该是什么样的就什么样的。

但这本书不同，而且我也挺喜欢这个绿色。它年轻，有活力，也是果园的颜色。出版方挑选这个颜色，也是希望让更多的年轻人来读这本书，因为年轻人比较喜欢鲜艳的颜色。他们还告诉我，说希望年轻人能够从我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对年轻人以后的人生道路能够有些帮助。其实我觉得，做成一件事情，精神重要，方法也一样重要。这本书我觉得最重要的特点在于，它写出了我的追求和精神，同时也写出了我考虑事情和做事情的方法。对我这么多年、我这一生说得很准确，所以，我特别满意。

比如搞烟田“第一车间”，这个事情是很复杂的，涉及的问题很多。当时国家刚刚改革开放，很多放宽的政策真正下到地方，往往需要过程，执行起来也需要时间。

为了让我们的想法能够付诸实践，有些时候由上层领导出面要求我干的事情我也会干。我们的想法在执行的过程中，也引起了很多争议，因为这些东西在中国还没有人干，有些人认为不该干这个事，他们认为将来也许会有人干，但现在这么多限制，我们何苦找这些事情来惹麻烦？就拿种烟田的事情来说，在我看来，这个问题阻碍着烟厂的发展，它甚至影响着整个中国烟草业。

那个时候没有好烟料，没有好烟料就做不出好产品。这种事情别人不愿意干，我还是去干了，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改过来的话，不但是我们这个工厂的烟草质量，连整个中国烟草也会得到提升。后来的事实就是，全中国烟草的品质就在我们推行了种植方法以后，的确得到了提升。做这种有意义的事情，哪怕撞到南墙，我也会去干。我这个人的性格就是那样子。

另外，要搞好企业前必须要先了解它，要看到涉及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你懂不懂，不懂的话要学懂了再搞，没有哪个人天生都能样样懂，但是可以学，学懂再搞，那就能避免胡乱决策的问题，更能为国家避免损失。在论证阶段，你单听别人讲不行，自己要有想法，听说别人搞得好，于是自己也跟着搞，要想为什么别人搞得好，碰到自己搞就干不好呢？不懂就莫干！起码你要懂你在这个岗位上应该懂的东西，其他高层的决策，需要高层来懂，你乱点头会造成损失。

后来有个开饭店的朋友跟我讲，他那个小饭店一年赚四五十万就已经很满意了，听我说要四五年就把钱还清，他觉得不太可能，也就没有打算真的让我还钱。

还有一个朋友指着我当时种下的树说，你看你都七十好几了，要哪年才会收支平衡啊！我说，树种下就会长。第二年，他再来的时候，山上已经完全被果树给覆盖了，他才相信我真不是说大话。他也相信，我真的是在搞企业。而且我也三句话不离本行地告诉他，做企业就要赚钱，不管给自己干还是给国家干，不能给国家赚钱的企业不是好企业。

现在我每天早上四点多就醒了，一醒就琢磨问题，还有哪些没解决，会不会影响效率，找各种资料来参考，找有经验的人来交流。总会有解决的办法的。

要说困难，也挺困难的，开始的时候，市场还不认可我们的品质，但这些朋友他们从各方面帮我们，帮我们推销、团购，很快市场就热起来了。

现在在外面等着想要进来种果子的有十几二十家农户，我们也得挑啦，像身体状况、文化程度都是考量的标准。以前人家一不高兴就跑了，现在都不想走了，毕竟一年少说也有个八九万的稳定收入，在农村来说，这算不错了。

我们原来有2000多亩地，后来又扩充到7000亩、8000亩、9000亩、1万亩，就这么不断升上来的，每年我们赚到的钱，因为市场所需，都拿来用于建设，现在在产量1万吨上下波动，再过五年可能我们的产量会到5万多吨。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向银行贷过款呢，都是靠这块的利润再投入。如果债太多，财务情况又不好的话，我的压力就会变大，所以现在，我正好可以轻松点儿，没有投资贷款，做事也会更稳当一点儿。有些人说我太保守了，有一个香港人跟我说，我们香港人是有一千就敢做三亿、五亿的生意。

要说特色，我感觉我身上可能有点特色。干企业嘛，我的看法就是，企业对国家、社会要有贡献，企业的贡献就要建立利益最大化，如果一个企业没有利润，在我看来，这个企业不是个好企业，企业经营的资本不增值，那这个企业肯定不行。在当时，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也引来了同行业或其他行业的人的争议。出现这些不同的看法，我觉得是很平常的。

说到底，不管我做哪样事情，就是要把它做好。我待过的单位也不少了，搞过的行业也有好几个。有时候和别人的意见不合，我也会拿来做比较，我会下功夫。往往一件事情，别人想一种办法，我会想五种、八种，会找相关的人去交流、去考虑在执行的过程中会出现什么样的限制，目标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事情不办好不罢休，我顽固得很。有一次，上级下发一个公告，我看到那个公告以后，就觉得为了云南烟草的发展，这种事情不能干，于是我就没执行，也许当时我应该想想如果这个事情不做的话，会不会引起上级的不高兴。但是有些事情等不得，有了问题要马上解决掉，上级解决不了，我就找上上级，如果还不行，我就跑到中央去。在关于烟农利益调整的问题上，我就跑了三次财政部，某位领导说，老褚，你到我这儿跑了三次，有什么需要我帮忙解决的？后来我跟他把问题讲了，他说，好，你这个事情我三天给你办完。三天以后我们接到了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文件，问题就解决了。之后，我们的烟叶特别好，它的收购标准是优质，质越优价越高，农民就更加努力，也就富起来了。而在这之前，很难兑现品质。